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完善体育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要实现党中央的改革和发展要求,就必须明确改革的根本原因和理论逻辑,明确我国体育的治理对象和结构,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和制度体系,才能真正实现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才能准确回答我国体育改革“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理论问题。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辩证关系,其基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两对矛盾的运动关系,治理体系决定治理能力,治理能力又反作用于治理体系,两者相辅相成,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治理体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治理的结构体系,即,治理客体(对象);二与治理结构体系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和制度体系。治理结构体系在实践中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和制度体系也应随之变化,也即治理结构体系决定治理模式和制度体系。

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世界上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的体育治理结构体系:一种是以前苏联和我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治理结构;另一种是以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体育治理结构。

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把体育当作事业来发展,国家出资,依托各级国家体育行政管理机构逐步形成了竞技体育一元治理结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体育由于没有市场的推动也就不可能产生职业化体育;而群众体育的发展也由于受市场限制发展规模很小,甚至没有。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体育治理结构大都呈现出竞技体育的一元治理结构。

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市场为导向,把体育作为整体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部分出现的,由市场推动,逐步从群众体育衍生、发展出了职业体育。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体育治理结构大都呈现出群众和职业体育的二元结构。

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我国也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世界体育治理结构呈现出了趋同的形势。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体育由于市场的推动,逐步从原有竞技体育中衍化出职业体育和群众体育,正在形成群众、竞技和职业三个层次的结构特征;而资本主义国家体育也在逐步借鉴社会主义国家专业化的竞技体育,在群众和职业体育中间出现了竞技体育结构。比如,英国各足球职业俱乐部专门培养专业足球青少年运动员的足球技术学院;德国足协在全国设立的52个专业青少年足球训练营;法国方丹国家训练基地专业青少年运动员培养;日本、韩国等国在乒乓球项目上借鉴了中国经验也逐步形成竞技体育体系。

可以预见未来世界体育治理结构将形成职业体育在顶层、竞技体育在中间、下层则是群众体育的三元结构特征。

我国体育发展必须适应世界体育发展的新趋势,改革和完善体育治理结构,依此调整治理模式及相关制度体系,实现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体育治理客体(对象)的角度看:群众体育(Sports for all)习惯上称为业余体育(Amateur Sports),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发或有组织地,以个人兴趣和爱好为基础,不以锦标为目的,而是以“野蛮体魄,文明精神”为宗旨,培养体育锻炼习惯,追求自身健康和内心愉乐为目的体育活动;竞技体育(Competitive Sports):广义竞技体育包含职业体育,本文竞技体育指狭义竞技体育,习惯上称专业体育,指的是:以各级国家队为主体形式,代表国家参加重大国际性综合性运动会和单项赛事,如,奥运会、亚运会等和世界杯、世锦赛、世青赛、世少赛等;或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代表队为形式,参加国内重大综合性运动会和单项赛事,如,全运会和城运会等和各单项锦赛、杯赛、青少年赛事等,其目的,就是在国际、国内各项赛事中争金夺银,为国家和地方赢得荣誉的体育活动;职业体育(Professional Sports),是指把体育项目作为职业,以职业俱乐部公司或运动员个体为主体形式,运动员和运动队代表个人或公司参加国内、外各项职业联赛和赛事,以争取荣誉为手段,在市场中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为其最终目的的体育活动。

世界体育治理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一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特点是由政府出资并专门设立体育管理机构,采用高度集中的行政方式从宏观到微观等各个层次进行全面管理。这种类型主要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改革开放前的我国、前东欧国家、古巴和朝鲜;二为社会主导模式。特点是体育主要由社会体育组织进行管理,政府一般不设立专门的体育和管理机构,政府对于体育事务的介入和干预时,也常常采用立法和经济补贴等方式间接进行,美国体育治理就是采用这种模式;三为结合模式。特点是由政府和社会体育组织共同管理体育,政府设有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或由几个有关的部门负责体育管理;政府对体育实行宏观管理,即制定相关体育法规、制度、方针和政策,对本国体育进行引导、协调和监督。而社会体育组织负责具体的管理工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取此种模式。如英、法、德、日、韩、巴西、南非等。

体育治理模式取决于本国政治和经济体制。体育治理模式是整个国家治理模式的组成部分,国家治理模式由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决定的。从这个逻辑上讲,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体育治理模式与之相适应,体育治理模式是从属于本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受其规定和约束;如上文所述,体育治理模式又受本国体育治理结构体系的制约,并与之相适应。

我国体育的治理模式,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主要是以政府主导的党政合一的行政治理模式。

由于市场的推动,我国体育治理结构也由单一的竞技体育,逐步形成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职业体育三个结构并存的治理体系,治理结构体系的变化要求治理模式与之相适应。原有党政合一的单一行政治理模式不再适应当前我国体育发展的实际。这也是党中央从十八以后,加大体育领域的改革力度,特别是体育行业协会社会化、实体化改革的根本原因。

我国体育治理模式的改革方向应是形成和完善政府和社会体育组织相结合的治理模式。由于政府不是万能的,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体育组织在治理我国体育社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的关系将是未来我国体育改革成败的关键。

未来我国党和政府在治理体育职能上将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即提供相关体育发展方针、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保障和服务,以规范和监督体育社会组织在体育市场中的运作;而体育社会组织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主要在微观层面,按照党和政府的体育方针,依托相关体育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在市场中规范运作、自我生存和发展。

由于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不同,我国社会体育组织与世界上的社会体育组织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国外社会体育组织,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体育组织,属于非政府组织(NGO)。我国社会体育组织则是政府职能在社会中的延伸。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最根本的制度优势就是中国的领导。从政治逻辑上讲,我国社会体育组织必然也必须是在中国领导下,其本质是政府职能的延伸,这与国外社会体育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性质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此,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决定未来我国体育治理模式必定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其基本框架是:一,党的一元化领导;二,政府和社会体育组织二元化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这是未来我国体育治理的根本特征。

1.群众体育。群众体育的根本目的是“文明精神、野蛮体魄”,即是追求人的身心健康。群众体育的对象包括社会所有成员。因此,群众体育的广泛开展,其受益主体是全体公民和国家。

儿童青少年是国家和社会未来的接班人,以儿童青少年为主的学校体育,不仅是德、智、体、美、劳,教育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利于儿童青少年从小养成终生体育锻炼的习惯,建立良好的生活学习方式,远离不良嗜好,形成健全的人格,培养他们成为未来国家和社会合格人材。同时,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煅炼的群体也是竞技体育选拔人材的人材库,因此意义重大。

在职和非在职,包括退休人员和非健全人体育活动的开展,对创建健康、和谐、稳定的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对一些重点人群的健康应该高度关注,比如,掌握高科技的顶尖专业技术人才。许多象黄大年一样的顶级科学家,由于工作繁忙忽视体育煅炼,导致健康过早出现问题,英年早逝,他们大多数处在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最佳时期,他们过早离世,给国家带来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这样的教训屡见不鲜。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掌握科学技术的是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掌握知识和科学技术且身心健康的人,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广泛开展群众体育,不仅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幸福感和获得感,而且能有效减少国家的医疗开支,从而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提供人力保障。所以,应将群众体育纳入到国家大健康战略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群众体育具有典型的公共服务的特征。应纳入国家公共服务范畴,但不排斥社会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

2.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受益主体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竞技体育的本质就是锦标,即奥林匹克所倡导的:更高、更快、更强。在国际上,其首要目的就是:“升国旗,奏国歌。”;在国内,就是在大赛中争金夺银,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获得荣誉。

竞技体育之所以受到普遍重视和关注,不仅是因为其代表国家和地方政府获得的荣誉,更代表一个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和科技实力,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项目,要培养一个世界冠军和全国冠军,其科技含量都不亚于载人上天的航天科技。

竞技体育一直是我国传统优势,特别是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以国家为主体,完全由国家出资,在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下逐步形成完整的竞技体育体系,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容国团首获世界冠军,到1984年在落杉矶首次参加奥运会实现奥运零的突破,我国由此融入到世界体育大家庭,竞技体育事业的成功发展,不仅给我国在世界赢得荣誉和获得尊重,同时也展现我国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强大综合国力。

竞技体育需要专业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的训练和比赛。从事竞技体育,首先必须有从事竞技体育的天赋,并且要通过严格的系统化、科学化训练、比赛才有可能培养出顶尖的竞技体育人才,出世界冠军。

竞技体育人材来源,主要是群众体育中的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参与者,其主体是在校大中小学生,主要是小学和初中适齡学生。因此,在小学和初中广泛开展各项体育活动,提高小学和初中学生的体育水平,从中发现和选拔有天赋的青少年体育人材进入竞技体育体系,对竞技体育发展起到基础性的重要作用。

竞技体育是我国传统优势,应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竞技体育受益主体是国家,本着谁受益、谁负责、谁出资的原则,政府应承担竞技体育的主要管理职能和提供经费保障。目前,我国政府也是这么做的。竞技体育的本质特征决定,必须始终以政府为主导,但不排斥社会化、市场化运作,以充分调动社会积极性,通过市场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

3.职业体育。职业体育是体育市场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受益方是体育市场的主体,即,职业俱乐部公司或个体(如,职业网球和高尔夫运动员)。职业体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获取荣誉的根本驱动力是经济利益。

职业体育背后是资本的力量。资本的属性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讲究的是投入和产出的高效率。因此,资本关注的都是投入产出效率高、影响力大、回报周期短的项目。所以,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职业化。目前,世界上职业化程度最高、最广泛的集体项目是足球(号称世界第一运动),其次是篮球,个人项目则是高尔夫和网球,其它项目的职业化是有限的,这与项目本身特点及与本国的民族传统、人民的喜好程度、普及程度、竞技水平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体育市场的成熟度等都有关系。

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有实际联系或有交集的地方,在于儿童青少年体育。儿童青少年体育是竞技体育的基础,儿童青少年体育开展越广泛,数量和质量越高,对越早、越多的发现和挖掘具备从事竞技体育天赋的体育专门人材起到基础性作用。

竞技体育在国际、国内取得优异成绩,又能促进群众体育普及和开展,鼓舞、激励更多儿童青少年喜欢体育、参与到体育煅炼中来。

竞技体育是职业体育的基础。竞技体育水平越高,职业体育水平也越高,但职业体育水平高,竞技体育水平不一定高。两者不是互为充分必要条件。原因在于竞技体育的顶级人材都集中在国家队,国家队只有本国公民才有资格成为国家队成员,国家队代表一个国家在该项目的竞技实力和本国在该项目的发展水平,因此,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对归化球员都做了严格限制和规定。

职业体育则不然,职业俱乐部运动员和教练员是可以自由买卖、转会,即,可通过市场在国际、国内购买自己想要的世界顶级运动员和教练员加盟,以迅速提高本俱乐部球队的实力。这是大多数职业俱乐部球队水平高于国家队的主要原因。

资本的属性,决定职业俱乐部很少愿意静下心来,长期投入和培养青少年后备人才,后备人才的培养投入大,周期长,回报率不稳定,不如买现成的划算。

当然职业体育对竞技体育也是有促进和帮助作用的,竞技体育顶级人材都有机会进入职业体育,职业体育可为竞技体育起到储备和蓄养人材的作用,毕竟竞技体育中国家队成员基本都是职业运动员,在各级职业联赛中效力,职业联赛水平越高,对国家队运动员的煅炼价值就越大。

因此,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职业体育三者是由低到高的递进关系,群众体育是竞技体育基础,竞技体育则是职业体育的基础,竞技体育决定着职业体育的水平,同时又对群众体育的广泛开展起到重要的影响和积极促进作用,它在整个体育结构体系是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由于三大治理结构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在相应的治理过程中应采取差异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群众体育带有公共服务特征,应纳入国家公共服务范畴来统筹考虑,至少国家应将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群众体育健身指导纳入公共服务的领域,并将群众体育纳入到国家大健康战略中去。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和活动则可以进行社会化和市场化运作,毕竟现在“花钱买健康”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国家必须加大竞技体育的投入,因为国家是竞技体育的受益主体,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但不排斥社会化、市场化的运作手段。竞技体育的各项赛事可进行社会化、市场化的运作,但国家队不能完全社会化、市场化,其国家主体性质不能变,这在竞技体育改革中是首先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因为这关乎国家的体育核心利益。

职业体育则可完全社会化和市场化,国家可制定相关体育法律、法规、政策以规范体育市场各类主体的行为,国家必须对职业体育的发展进行管理、指导和监督。我国职业体育开展,从1994年足球职业联赛以来,已近二十年,出现诸多问题,可以说与监管缺失是紧密相关的。职业体育这个新结构的出现,已近二十年,但体育主管部门层面也好,国家层面也好,都没有设立专门的监管部门和机构,这导致职业体育缺乏国家层面的引领、管理、指导、规范和监督,这是造成职业体育市场政策不稳定,价格虚高,各种违反市场和体育道德的行为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

因此,要想实现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治理结构特征,调整治理模式,做差异化的制度安排,形成我国体育健全完善的治理体系。

(一)我国体育改革实质是完善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需要着眼于世界体育治理体系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必须实事求是,从我国体育发展的实际出发,尊重国情和遵循我国体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继承上创新、发展。

(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其基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关系。

(三)完善体育治理体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体育治理结构;二是体育治理模式及制度体系。治理结构决定治理模式和制度体系,有什么的治理结构就要求相应的治理模式和制度体系与之相适应。

(四)完善体育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及制度体系,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本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二是本国体育的发展现实状况。

(五)我国体育治理结构与世界体育治理结构相趋同,由于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特殊性,未来我国体育治理模式将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即,党的一元化领导,政府和社会二元化管理的模式。

(六)群众体育是竞技体育的基础,竞技体育是职业体育的基础。三者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竞技体育是我国的传统优势,应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其国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这关系到国家的体育核心利益;群众体育和职业体育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的新的治理结构,在体育主管理部门层面和国家层面应设立相关对应的部门和机构,加强指导、管理和监督并统筹、协调。

(七)我国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职业体育三个结构已基本成型。三个结构是一个递进的有机整体,三个结构在利益主体、目的、功能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客观上要求在治理过程中必须进行差异化的制度安排,形成相应的治理制度体系:群众体育应纳入到国家公共服务领域和国家大健康战略;竞技体育可有限度的社会化、市场化,但国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职业体育则可完全社会化、市场化,但需在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框架下加以严格规范管理、指导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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